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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日已远:纪念叶博文大哥

2020-06-252020-06-25W素生活W素生活

台北二二八纪念馆第一任馆长叶博文先生,因肝炎于2019年4月1日离世,享寿72岁。

叶先生大半生,都在追求台湾人的尊严独立与民主自由。他因为美丽岛事件及林宅血案,开始关心各项社会议题,之后各种社会运动,几乎无役不与,直到前年生病罹癌,仍然在街头争取公投法修正。

叶博文生前曾经跟我说了很多他的故事,他希望我记录下来,但不需要公开发表,他认为自己是平凡的人,不需要做什幺回忆录。他只想要把一些他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他「调皮捣蛋」的事蹟记录下来,给亲友看看笑笑,也就足够了。

直到他走了之后,我觉得他的「叛逆人生」如此精彩,如果掩埋在历史当中,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还是想要写一篇文章,简单介绍叶博文先生的生平及他的理想怀抱,聊表对前辈的敬意,也希望能帮他在台湾史上留下一点影迹,能给后人参考,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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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博文出生于1947年的台南,父亲原本是湾里地区的渔民,父母都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家境不是很好。他爸爸努力工作,攒积了一点钱,后来搬到台南市区做生意,开了一间「富源银楼」,就逐渐发达起来。

叶博文小时候家中兄弟姊妹众多,爸妈忙着工作,没时间管他,他就在保安路福安坑溪一带游玩,长越大就越调皮捣蛋,妈妈都拿他没办法。或许这就养成了他的叛逆性格,他对于权威的事情都很反感。他很不喜欢府城传统习俗里,铺张浪费的迎神嫁娶仪式,妈妈给他喝香灰符水,他转头就偷偷吐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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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为家里经商,时常招来一些国民党警特官员的注意,不时有穿制服的人来家裏索贿,大声小声、作威作福。他们叶家的远房亲戚是叶廷珪(台南市第一位党外市长),长期被国民党打压,加上二二八的恐怖记忆,长辈都会告诉小孩不可乱说话,甚至说不能跟跟特定几位「被抓去关过」的人往来,这都让叶博文小时候就对这样威权的体制非常反感。

「离经叛道」的故事很多,比方说他小时候就读台南的长荣中学,每天早上都要跟着牧师一起读圣经。他不但在祷告时打瞌睡,还将书上校训「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改成「敬畏叶博文,是智慧的开端」。如此顽劣的学生,果然被学校留级。后来他还笑着说,那是因为上帝觉得他资质不错,还特地留他多栽培一年啦。

但遗憾的是,小时候因为家里长辈没有读过什幺书,所以没有人教他课本以外的知识。但他一直喜欢「胡思乱想」,对哲学的东西很感兴趣。高中的时候,家里住着一位就读成大的远房亲戚。那位亲戚的书架上,一整套的柏杨全集。叶博文就兴奋地将柏杨全集看完,成为他当时唯一,也是最重要的心灵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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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后,大学联考考上海洋学院(现在的海洋大学),叶博文对航海的兴趣不大,所以大学时期并没有很认真在课业上,不是帮忙打理家里的事情(当时他爸已经把银楼开到台北来),就是跟同学到处鬼混,也闹了不少笑话。

毕业之后,要上商船实习,叶博文就跟着大型的货轮,绕了世界一圈。当时台湾人要出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社会非常封闭。他就在跑船期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冲击。比说他到了欧洲各国,发现那边的人「奇装异服」,男生还可以留长髮,非常自由;而且家户都没有装铁窗,晚上也不拉铁门,治安非常良好,社会充满信任感,搭地铁也不会有人查票,跟当时的台湾社会氛围截然不同。

船上的副水手长是外省人,对他很好,私下跟他说:「干他妈的,这幺自由,又这幺富强,这才是国家!」环游世界的经验,打开了他精神上的窗,他非常嚮往欧美国家的自由风气,回台湾之后,对专制独裁的国民党,也更加感到不满。

但叶博文成长在商人家庭,家人对政治都是避而远之,他也没有机会接触到其他政治思想,就算对政府不满,也不知如何对抗。于是退伍之后,就专心经商,跟太太在大稻埕那边开了一间银楼。

叶博文做生意手腕灵活,但非常讲信用,所以逐渐做起口碑,生意也蒸蒸日上,不到三十岁,就累积了一些财富。但在1979年,台湾发生两件大事,启蒙了他的社会意识。

一件是「中美断交」,当时美国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的时候,社会陷入恐慌,特别是有权有势的人,开始抢购金银财宝,金价暴涨,延平北路的银楼也都开始停止黄金交易。反骨的叶博文这时候觉得一口气吞不下,「没有国哪有家」,就捐了两块金条,时价约为台币36万(当时可在台北市闹区买一栋房子),给台北市政府。当时的市长李登辉吓了一跳,还叫记者前去採访叶博文,一时传为美谈。

但同年,也爆发「高雄事件」,又称「美丽岛事件」。事件起因是高雄美丽岛杂誌社想在国际人权日办一场游行,但游行过程中被政府镇压,造成激烈冲突,参与筹划的姚嘉文、陈菊、施明德及林义雄等人被捕,送到景美军事法庭公开受审。

没想到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当天,林义雄的家中遭情治人员闯入,母亲与双胞胎女儿遭到杀害,仅长女奂均身受重伤,幸运获救,此事件又称「林宅灭门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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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博文看到新闻之后,一方面感到无比的愤怒与震惊,国民党的手段竟然如此兇残;一方面,他也被林义雄与方素敏的胸襟所感动,他到林义雄家人的墓园上哀悼的时候,看到墓碑上刻着:「我应如日,普照一切,不求恩报」(出自《华严经》)。这段话启迪了叶博文的人生观。他回想自己过去汲汲营营地经商,甚至还因为财务问题而跑法院,身体也出了问题,但这样的人生是没有灵魂的。于是后来就义无反顾投入台湾人权促进会工作以及林义雄「核四公投人民作主」的行动,直到晚年仍持续不辍。

林义雄曾问他说:「为什幺你这样一个生意人,这幺多年来,会这样支持我?」

叶博文说:「哪有对你好?如果你家的遭遇发生在我身上,我大概不是拿枪去拼命、就是沈默不再现身。但我没想到还有第三条路,像你这样为社会做出这样的贡献,投身教育及文化事业,你是我的典範(拍桌)。」

1984年,有朋友邀请叶博文加入刚成立的大同扶轮社,里面大多是党外人士,包括蔡仲伯、江鹏坚、洪奇昌与谢长廷等人。于是叶博文在社友介绍之下,重新认识了二二八事件等历史,开始参与党外运动的大小事务。同年,台湾人权促进会成立,第一任会长是江鹏坚。1994年,叶博文担任台权会财务长,协助募款及整理财务等等事务。

叶博文除了参与社会运动之外,他也开始回头实践人生的志趣。他小时候因为家人都在做生意,没有人文思想的环境。但他对于哲学等人文领域是非常有兴趣的,所以他生意上轨道之后,自己找了很多哲学的书籍来看,还一度聘请一名哲学研究所的学生来当家教,想要报考哲学研究所。

他特别喜欢老庄的哲学,他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一面喝酒,一面用力写下「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句话,还帮我上了一堂道家的课。但当时他已经有点醉意,所以讲解得不是很清楚,但我想或许这句话,解释了他这一生(身)为何如此「不合时宜」的理由吧。

他还有另外一个艺术上的志趣,就是蒐集古物。他从小在父亲店里,看到一些古玩,觉得非常漂亮。但因为家人没有相关知识,所以就都是随兴蒐集。直到他开店之后,因为一些财务官司,非常苦闷,在朋友的鼓励下,他才慢慢研究起古物来。他买了一本美国介绍古物的笔记本,一字一句的查字典,研究相关历史背景,逐渐建立起对于古物的知识,就也无师自通,成为古物的专家了。

他后来透过出国做生意之便,到各地的拍卖市场寻找古物,例如伊斯兰文明的玉器、印度的佛像及清朝宫廷的珍品等等,蒐集了相当可观的藏品。他还自己印製精美的手册、笔记本,介绍这些古物。1990年,国家历史博物馆跟他借用藏品去展览,颇受好评。于是他又带着这些古物,到欧洲各国去巡迴展览,还曾经跟大英博物馆交换过藏品,直到1994年为止,共巡迴了南非、英国、比利时、德国、奥地利及法国等五个国家。

十年前,故宫博物院跟他商借伊斯兰的玉器来展览,结束之后,叶博文认为:他唸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去故宫看展,开启了他对美学的认识,所以他想回馈给故宫。就将藏品捐赠出去,到他晚年为止,陆续捐赠了多样藏品给故宫及故宫南院,都是稀世珍宝。

叶博文人生中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在1997年,担任首任的台北二二八纪念馆馆长。

当时陈水扁刚选上台北市长,晦暗且漫长的台湾民主运动,似乎终于看见了一点曙光。后来就在副市长陈师孟推动之下,就在刚更名为二二八纪念公园里的「前台北放送局」,成立了台北第一座、也是台湾第一座的二二八纪念馆。经营方式是公办民营,由民间合力出资1000万,成立台湾和平基金会,承揽经营事宜,并由出力甚深的叶博文担任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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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馆长,对于叶博文有非常崇高的意义,并不只是职务本身,而是肩负了历史的使命。叶博文跟李敏勇、郑南榕及张炎宪等人同年,都是在二二八事件那一年的时候出生的。因此在1990年,由张炎宪及李敏勇发起,以郑南榕作为精神号召,共同组成了「四七社」——四七社是德国在战后,由知识份子组成的一个团体,旨在反省战争责任并重建德国的人文精神。李敏勇等人借用德国四七社的精神(同时也是「一九四七年」的象徵),他们认为自己的诞生,无形中是与牺牲的前辈灵魂联繫在一起。四七社的成员们对于二二八事件,都有着非常特别的情感与责任感。

担任首任馆长,不仅要扭转过去的国民党史观,还要对抗旧时代的党国系统。于是叶博文开始进入体制,与公务系统拉扯,凡从公文上的书写顺序到国旗升降等等,都跟原本的党国文化「处处作对」,立下了许多「创举」。

叶博文在馆长任内,还特别从海外买下了葛超智(GeorgeHenryKerr)全部的珍藏史料。葛超智是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在台湾工作的美军军官(副领事),主张美国应积极介入台湾地位,但不受重视。后来他亲眼目睹了二二八的事发现场,于是他写下了《被出卖的台湾》(FormosaBetrayed)一书,内容为二二八事件,以美国角度出发的第一手观察与评论报告。

葛超智因为立场与高层不合,仕途并不得志,但他保存了庞大的笔记与史料,叶博文认为这批史料非常珍贵,于是花了20万美金,将20大箱的史料搬回台湾,也成为了二二八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遗憾的是,陈水扁没有成功连任市长,继任的马英九,以及文化局长龙应台对于馆舍营运非常有意见,于是撤换了台湾和平基金会,改由亲国民党的文史工作者徐宗懋接手。叶博文非常不满,2001年口述出版了《龙应台・马英九・二二八》一书,控诉马市府对于二二八纪念馆的政治干涉。

叶博文虽然长期在背后默默协助民进党活动,但民进党执政之后,他并没有接受任何公职,反而是继续坚守在社会运动的岗位,与林义雄及人民作主的志工们继续推动核四公投。他认为执政只是个开始,接下来如何让台湾社会更好,才是重责大任。

他曾经对我说:「我们(民进党)的目标不应该只是执政,而是要在政党轮替之后,让『分配』变得更公平正义。重点是在『公平正义』啊。」

他们还是继续在努力。公投法虽然在2004年通过,但程序及门槛非常高,民间团体难以发起公投,因此被称之为「鸟笼公投」。于是林义雄又呼吁「修正公投法」,希望能透过公投来实践台湾的直接民主,表达人民的意志。但由于当时政府朝小野大,公投法修正案始终无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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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16年,民进党完全执政,才出现修正公投法机会,于是林义雄与志工们,继续在民进党党部前静坐,并安静徒步绕行总统府,希望蔡政府能加速改革的脚步。当时叶博文身体已经出现一些状况,要持续到医院检查,但他仍然持续参加人民作主的行动。终于到2017年年底,立法院要针对公投进行三读表决,叶博文跟志工们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外集合,準备绕行总统府来表达诉求。

他虽然身体不舒服,但还是到场参与,他认为:这是他在生命结束之前,最重要的社会工作,也是他作为台湾人的责任。他不会跟年轻人说「台湾就交给你们了」,他也会一起努力。

他也对志工们说:「我已经走了23年了,一路走来我无役不与。修正公投法这场战役,是我生命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12日表决当天,我刚好要去医院动眼睛的手术。我只希望同时间,台湾的民主,也能重见光明。」

最终,公投法修正案通过了。不过也在2018年的大选,因为公投主文不明确,以及保守势力的反扑,公投反而造成了社会改革的阻碍。但我想,叶博文一开始理想的情境,应是在完整且理性的状况下,公民们透过公投来选择、论辩台湾的未来(但人权实在不应该交付公投)。直接民主的理想并没有错,但我们要怎幺强化公民社会的机制,落实真正的民主讨论呢?这还有待我们后继者,接下前辈的棒子,继续对抗保守势力,继续改革前进吧。

2019年年初,叶博文生了一场小感冒,接着併发猛爆性肝炎,住进台大医院,黄疸指数一直降不下来,他决定放弃漫长而痛苦的疗程,要安详自然地走完最后一段路。

因此他预先办了一场生前告别式,要跟挚亲好友们道别。

那天台北天气晴朗,路上微微凉风吹来。叶博文特地穿上两件衣服,一件是他当二二八馆长的时候的黑色制服外衣,另一件是人民作主志工的长袖T恤。

亲友陆续来到病房,他撑起身子,缓缓地穿起T恤,套上制服外衣。虽然早上不太舒服,还带着呼吸管,但他坚持不要躺在病床,至少要坐在轮椅上,与亲友们说话。

亲友们聚在台大安宁疗护的礼堂,坐在博文兄面前。诗人李敏勇——也是叶博文的扶轮社与社运挚友,开始朗读〈风中一叶〉这首诗:

不要想风中飘动的那一片叶子不要忧虑它会落到何方现在它绿色叶脉在阳光中它光泽的话语诉说着生的欢愉

悲伤是当它由绿转黄见证了成熟

那时已是秋天晚祷的钟声将夕阳的颜彩谱成音乐悲伤也是一种美就像人生在旅途中各种注脚印记不同的形迹

李敏勇将这首诗抄写下来,送给了博文兄。叶是博文兄的姓氏,叶子由绿转黄,象徵了他从年轻时热切地参与社会运动,想要改变岛屿上的不公不义。直到晚年,走过了人生万化,不再被权力物慾所扰,缺憾亦即为美的境界。晚祷钟声象徵他的信仰,对台湾土地的爱,以及对于哲学真理的探寻;而颜彩,则是他一生对于美学与艺术的追求。

诗人念完诗之后,叶博文对大家说话,他特别感谢亲友们一路的陪伴,但最后仍然不忘记呼吁大家团结,抵抗中国的侵略。并特地给蔡总统打气,他用虚弱但坚定的语气说:「小英,加油!」

接着人民作主的志工们站起来,合唱「我爱台湾」。这首歌的歌词只有我爱台湾四个字,但歌曲却无比悠扬而有力。叶博文用最后的力气,唱着我爱台湾,现场气氛非常感人,大家都热泪盈眶,难以自己。

4月1日,叶博文蒙主宠召。再怎幺叛逆的孩子,终究是要回家的。在告别式之前,博文兄特别请公馆教会的王牧师到病床前为他受洗,调皮捣蛋了六十多年,最终还是回到了上帝的恩典,回归台湾大地的怀抱。

叶大哥与这些民主前辈们,努力奋斗了一辈子,争取到了珍贵的民主自由与公民正义,就只差几步,或许就能等到独立建国、等到更光明的未来吧。但叶博文的任务已经圆满结束了,他已化作千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事了。

后记:文章刊出之后,感谢李敏勇老师及秀如姐来信指教错漏之处,如叶博文台权会及四七社参与过程部分,于网路上即时修正。特此向读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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